1931年6月，因生活作风问题被海军开除、无所事事的海德里希拜访了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希姆莱对这个情报天才非常赏识，任命他担任党卫队情报部门负责人（1932年升级为党卫队保安处），海德里希由此开启了自己短暂而“辉煌”的谍战之旅。但你知道是谁把海德里希引荐给希姆莱的吗？这个穿针引线的人就是后来的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卡尔·弗雷尔·冯·埃伯斯坦男爵。
埃伯斯坦1894年1月出生一个容克贵族家庭，他名字中的“弗雷尔”就是男爵的意思，他的父亲是普鲁士陆军少校，按照家族传统，埃伯斯坦自然也走上从军之路，18岁军校毕业进入陆军炮兵团服役，一战时期跟随部队参战，后晋升为炮兵连长，获得铁十字勋章。一战结束后，他参加了自由军团打了几天内战，后来谋取到一个银行职员的差事。
埃伯斯坦加入纳粹的时间比较早，作为一名贵族，他对德国的战败和战后的现状深感屈辱和愤怒，希特勒的主张让他认为看到了德国的未来，于是在1922年他就“屈尊”参加了当时毫不起眼的纳粹党。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纳粹被封杀，他脱离了纳粹，1925年纳粹又开始高调复活时，埃伯斯坦又再次加入，看来他还真是一个非常信奉希特勒的忠实粉丝。
对于党卫队的希姆莱来说，像埃伯斯坦这样拥有贵族头衔的高端人士，当然是他积极争取的对象，他认为吸收贵族成员加入党卫队，有助于提升党卫队的层次，让党卫队更有面子，以区别于街头混混一般的冲锋队。1929年希姆莱担任了党卫队全国领袖，他立马把埃伯斯坦拉进了党卫队，给了个二级突击大队长（少校）的衔级，后来埃伯斯坦一路晋升，最终的军衔是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上将），1930年埃伯斯坦又加入了冲锋队，但很快他就退出了这个不太适合他的组织。
希姆莱当时正考虑建立一个党卫队的情报部门，他与海德里希面谈后，认为海德里希对情报工作的分析非常独到，立即邀请海德里希来负责党卫队的情报工作。其实，当时的海德里希对情报工作毫无实际经验，他忽悠希姆莱的不过是在海军情报课程和电讯方面的一些理论知识，但对情报和电讯一窍不通的希姆莱来说，听到海德里希嘴里冒出的那些他听不懂的专业术语就已经足够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次误打误撞，让海德里希拥有了一个发挥其情报天赋的平台，也让希姆莱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得力助手，甚至让整个纳粹德国的情报工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从这一点来说，埃伯斯坦成为海德里希与党卫队之间的“红娘”毫不为过，海德里希在以后的情报工作中巨大作用，以及他在种族灭绝方面所表现出的狠毒残忍，绝对是当初希姆莱与埃伯斯坦都无法预料的。
纳粹掌权后，埃伯斯坦一直任慕尼黑警察局局长，针对纳粹的各种政策他持积极配合的态度，但他并没有深度参与纳粹的战争及种族屠杀活动。在针对犹太人掠的“水晶之夜”中，他命令警察对反犹行动的纳粹党徒们不得干预，冷眼旁观。对集中营的屠杀行动，他自称毫不知情，在二战前他曾经视察过达豪集中营，他得出的结论是囚徒们“吃得很好”，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埃伯斯坦的说法是“他无权管辖集中营，也不可能接触到集中营最核心的机密”。
在对待战俘的态度上，埃伯斯坦前后的变化可谓天壤之别，本来按照国际法，警察无权管理战俘英，但希姆莱将部分警察改编为党卫军，参与到战俘营的管理中，埃伯斯坦也因此涉及到其中。1942年盖世太保对慕尼黑周边的苏军战俘营进行甄别，将战俘里的犹太人、GCD人、军官和病患筛选出来送往达豪集中营处决，这件事让主管战俘营的国防军少校梅内尔十分愤怒，他拒绝将战俘移送到达豪，并向上级反映屠杀战俘的行为。埃伯斯坦在这件事情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助纣为虐的角色，他向帝国保安总局打报告，声称梅内尔少校拒不服从命令的行为“不可容忍，他破坏了国防军与党卫队之间的关系”，并要求党卫队向国防军施压，移交战俘并处分梅内尔。事情的最终结果是，筛选出来的几百名战俘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屠杀，具有正义感的梅内尔少校则被调去了立陶宛。
但是在战争不利于德国的1944年秋季，对战俘的处理问题上，埃伯斯坦又完全换了一付面孔，他拒绝执行上级要求盟军接近战俘营时处决战俘的命令，并为此丢了官，纳粹大区领袖保罗·吉斯勒控告他是“失败主义者”，马丁鲍曼下令解除了埃伯斯坦的职务。
二战结束后，埃伯斯坦被盟军逮捕，1948年11月纽伦堡法庭将他归类为纳粹的追随者，判处没收他30％的财产，但没有判处刑期，埃伯斯坦被关押三年半之后获释。后来慕尼黑检察院也曾调查过他在战争中是否参与过对战俘的屠杀行为，最终不了了之，1979年2月10日，埃伯斯坦病逝，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