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9月，一对富裕的华裔中产阶级夫妇约瑟夫·泰普(Joseph Tape)和玛丽·泰普(Mary Tape)试图让他们的大女儿玛米(Mamie)就读于全是白人的春谷小学(Spring Valley Primary School)，校长珍妮·赫尔利(Jennie Hurley)拒绝让她入学，理由是学校董事会现行政策不允许中国孩子入学。当时，加州的情绪高涨，许多美国白人指责中国移民在经济困难时期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另外中国人的外表、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在当时被认为是无法融入美国主流文化的。面对这种顽固的偏见，玛米的父母决定反击。他们代表女儿对赫尔利和旧金山教育委员会提起了诉讼——最终他们赢了
出生于广东省的约瑟夫于1864年来到旧金山，当时他只有12岁。此时距离华裔前往美国的淘金热已经有20年了，因此在采矿业很难找到工作。因此，约瑟夫只能在一家奶牛场找到了一份家庭佣人的工作。
1875年，约瑟夫娶了了1868年11岁时从上海移民过来的年轻女子玛丽。她在唐人街待了几个月，后来被妇女保护和救济协会收留，之后在一个贫困家庭里长大。嫁给她约瑟夫后，她以家庭主妇的名字重新命名，接受彻底的英语和西式礼仪教育玛丽和约瑟夫是在基督教仪式上结婚的;他取了英文名Joseph，两人都采用了德文姓氏。
到19世纪70年代末，约瑟夫经营着一家成功的快递公司和其他企业，在白人社区和华人社区都成为了一位颇受尊敬的商人。他和玛丽住在旧金山的奶牛谷附近(当时叫黑角)，那里几乎没有其他中国居民。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米出生于1876年，之后又生了两个孩子，弗兰克和艾米丽。
然而在旧金山，中国儿童(甚至是在美国出生的)长期以来都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尽管1880年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该州所有儿童都有权接受公共教育，但社会习俗和当地学校董事会仍然阻止中国青少年进入该市的白人学校。
玛丽和约瑟夫在白人社区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于是决定把8岁的大女儿玛米送到附近的春谷白人小学读书，而不是送到唐人街的教会学校读书，开始他们以为这件事很容易办成。然而春谷白人公立小学禁止玛米入校读书，之后这对夫妇向中国领事馆寻求帮助，后者向学校董事会提出了抗议。董事会(尽管一些成员表示反对)裁定，拒绝玛米进校读书是合法的。之后约瑟夫夫妇俩聘请了律师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代表女儿起诉春谷小学和旧金山教育委员会(San Francisco board of Education)。
吉布森认为，禁止玛米进入春谷小学读书不仅违反了1880年的加州校法，而且还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赋予玛米平等教育的权利，吉布森首先去了高等法院，该法院同意他对宪法的解释，法院认为：同样向中国居民征税，但是政府公立学校禁止他们的孩子在这里接受教育，这是不公平的！此案被提交给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California State Supreme Court)， 1885年3月，最高法院确认了最高法院的判决，并裁定该州法律要求公共教育对“所有儿童”开放。
但由于最高法院没有颁布任何法律来解除当时盛行的“种族隔离”制度，旧金山的学校董事会成功地推动了一项新的加州法律并被快速通过，该法律授权为“中国和蒙古血统的孩子”开设单独的学校。在给州议会的一封电报中，校长安德鲁·杰克逊·莫德(Andrew Jackson Moulder)警告说，如果没有法律约束，“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一些班级将被中国人淹没”。之后再1885年4月初，约瑟夫将玛米带到春谷公立小学报名，学校告诉他们教室已经太挤了，而且玛米没有接种疫苗的有效证明，还是不能入读该学校。
作为对这一新的借口，约瑟夫给加州的Alta报纸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亲爱的先生们，”他写道。“请你告诉我好吗?”生为中国人是一种耻辱吗?上帝不是创造了我们吗！他甚至说道，她的孩子在穿着和举止上与他们的白人朋友没有什么不同，他对自己8岁的孩子受到的不公平遭遇进行了谴责！
4月13日，新的中文小学在唐人街开学了。尽管约瑟夫在信中发誓，玛米永远不会上任何一所中文学校，但玛米和她的弟弟弗兰克，最后只能上这所小学。十年后，后来约瑟夫一家搬到了海湾对岸的伯克利，在那里，他们的孩子可以上不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中学。
尽管玛米的家庭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算得中上层富裕家庭，但是仍然无法进入加州的公立学校就读，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些底层劳动华裔家庭，他们的孩子可能在当时的美国连接受教育的资格都没有。最开始的时候为了大力发展建设，欢迎中国移民到他们的国家做一些既累又危险的工作，等到许多建设完成的差不多的时候，美国人立即翻脸排斥华裔，认为华裔开始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从侧面反应出，一百多年前的美国资本主义毒瘤是多么地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