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阿斯金来自美国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其贡献为“光学镊子及其在生物系统的应用”。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诺贝尔官方网站获悉，阿斯金发明了一种光学镊子，可以用来捕获粒子、原子、病毒和其他活细胞。这个新工具让阿斯金重新实现了一个古老的科学梦想，即利用光的辐射压力来移动物体。1987年，阿斯金在使用镊子捕获活细菌而不伤害它们时取得了重大突破，随后他立即开始研究生物系统，现在光学镊子已被广泛用于研究生命机器。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称，他们为人类创造的最短和最激烈的激光脉冲铺平了道路。他们使用巧妙的方法成功地创建了超短的高强度激光脉冲，而不会破坏放大材料。首先，他们及时拉伸激光脉冲以降低其峰值功率，然后将它们放大，然后将它们压缩。如果一个脉冲在时间上被压缩并变得更短，那么更多的光被聚集在同一个微小的空间中，脉冲的强度就会急剧增加。
从诺尔贝奖官方网站了解到，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2017年，物理学奖一共颁发111次。其中，有47次授予一名科学家，32次由两名科学家分享，32次由三名科学家分享，共计207人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其中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在1956年和1972年两次摘走物理学奖桂冠，因此实际获奖科学家为206名。
在这206名获奖者中，仅有两名女科学家，其中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由于对放射性的研究于1903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德裔美国女物理学家玛丽亚·格佩特-梅耶（Maria Goppert-Mayer）因发展了解释原子核结构的数学模型于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隔55年后，女科学再次摘得诺贝尔物理奖。
据统计，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是华人拿奖最多的奖项，共有6位华人科学家获此殊荣，包括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高琨。
Donna Strickland长期从事强激光与物质非线性相互作用、非线性光学以及超短超强激光系统的研究，她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 Gérard Mourou教授。
和导师一起，她在博士期间发明了啁啾脉冲放大技术，该技术已经普遍被应用于超强超短脉冲激光系统中。她曾是加拿大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普林斯顿大学技术委员会委员。Donna Strickland教授于1997年进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物理系。
性别问题遍布全球、全领域，学术界肯定不能独善其身。在诺奖得主的统计学结果上，男女之间的差异非常惊人。
在某些学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一位女性获奖者，比如诺贝尔物理学奖，一共只有两名女性得过奖，分别在1903年和1963年。
根据对17位女性得主的家庭背景、配偶情况等进行的统计，结果显示，她们中约90%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半数有从事科学相关工作的配偶，甚至有三位获奖者是与先生一同获奖的“夫妻档”。
虽然总数很少，但有11位女性获奖者分散在整个漫长的20世纪，而有6位集中于2004至2015年间获奖，“提速”明显。（毕竟在诺贝尔1895年立下遗嘱并设立诺贝尔奖时，在德国，妇女还不被允许上大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大学的大门才逐渐向女学生们敞开。）
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张正严表示，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科研等机会的增加及环境改善，女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比例将逐步提高。
是有这种说法，尤其是在很多女性主义著作中。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美珍副教授十几年前就发表过题为《百年诺贝尔的遗憾——她们为什么没有获奖》的文章，以洛谢特·罗宾斯、丽丝·迈特纳、吴健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周芷等五位没有获奖的女科学家为例，认为性别是她们被排除在诺奖之外的共同原因。
但维护诺奖公平性的人也在持续论证。目前来看，上述女性科学家没有获奖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学科偏见、政治原因、外行的评审意见、甚至私人恩怨等等。
据报道，诺贝尔博物馆的馆员们对BBC表示，他们并没有证据显示诺奖委员会会因为提名者是女性而拒绝为其颁奖。诺奖遗珠不少，按比例来讲男性肯定更多，因此不能简单归咎于性别。
在两年前由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生陶思圣和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周程合作的研究中，他们对吴健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检验者）、迈特纳（发现原子核裂变）等几个争议最大的案例进行了分析，虽然结论显示“性别歧视说”缺乏具体评审事实的支撑，但研究提到吴健雄、迈特纳们都有因为女性身份而遭遇的特殊对待。
第一个获诺贝尔奖、并两次获奖的居里夫人，一开始连提名都没有，一直被说成丈夫的助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都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丈夫去世后经过多方申请，索邦大学才把居里夫人的丈夫生前的实验室交给她，但没有给她教席。
1947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格蒂·科里直到得奖前一年才得到教授职位。1963年获得物理学奖的玛利亚·格佩特·梅耶有长达三十年时间没有获得报酬、“无薪研究”。
相比于特定评审的偏见，学术共同体甚至社会存在的对女性研究者的结构性、制度性的压制，是更复杂难解的问题。
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弗朗西斯·阿诺德（Frances Arnold），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和格雷格·保罗·温特（Gregory Paul Winter），表彰他们在酶的定向进化，以及多肽与抗体的噬菌体展示技术领域的贡献。他们开发的方法现在正在国际上发展，以促进更环保的化学工业，生产新材料，制造可持续生物燃料，减轻疾病和拯救生命。